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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聪明-英明与荒诞集于一身的明朝万历皇帝

从万历的执政经历来看，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国家运作在他的“管理”下几乎停摆，由于他的荒于政事、懒政怠政，党争长期持续，朝政日益腐败， 社会 矛盾与日俱增，大明王朝在他的手中进入倒计时。

另一方面，万历虽深居宫闱，但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出兵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八年时间先后平定蒙古、苗疆叛乱，挫败日本入侵，有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巩固国家安全。

因此评价万历，不能用昏君或明君下结论，因为他的个性无法与所处时代相融合，导致这样一种扭曲的人生。

公元1563年，朱翊钧出生于北京裕王府，是裕王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垕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三子。

过去的封建礼法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按照长幼位次，朱翊钧未来只是一个闲散王爷，可是造化弄人。

1549年，嘉靖所立太子朱载壡病死，剩下还有两个皇子，除了三子朱载垕，还有四子景王朱载圳，朝中也分化为以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和以徐阶为首的拥裕派，朝野党争十分激烈。

同时，嘉靖迷信“二龙不相见”之说，对朱载垕极为冷淡，但却十分宠爱朱载圳，因此朱载垕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然而1565年初，朱载圳也病死，皇子中只剩下朱载垕，嘉靖没办法只能立其为储君，1566年朱载垕继位，年号隆庆。

朱载垕也有四个儿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均早年夭折，按照次序，朱翊钧变成事实上的长子，1568年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作为未来的皇帝，朱载垕十分看重太子的学业，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其中就有后来的伟大改革家张居正。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十分严格。朱翊钧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其叫起。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和李太后的严格管教，朱翊钧学业有了长足的长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

尤其在在李太后和帝师张居正的循循善诱下，朱翊钧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以往帝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及驾驭臣民的本领。

1572年隆庆病危，在其弥留之际，命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不久隆庆帝驾崩，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

朱翊钧继位后，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即展开政治斗争，高拱作为外廷排名最靠前的顾命大臣，十分自负，盛气凌人，打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言语之间经常有蔑视万历的语气，此举遭到李太后的严重猜忌。

张居正利用高拱与太后和冯宝的矛盾，与后两者联合起来扳倒高拱，顺理成章依序升为内阁首辅。

此后万历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改革从1573年持续至1582年张居正逝世。

改革十年间，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推行考成法，严厉打击政府空转和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丈量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打击大地主隐匿土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农民徭役，十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扭转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不过在过程中，张居正仍然以帝师身份严厉规范万历言行，甚至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

随着万历长大，性格出现叛逆，他认为张居正所做的是对皇权的僭越，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万历对张居正的不满与日俱增，直到张居正死后，万历以其擅权为由，将其抄家，削夺一切爵位封号。

通过打倒张居正，万历的皇权得以巩固，当他自信满满地觉得可以和太祖朱元璋一样乾纲独断之时，才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

1586年万历最宠爱的郑氏生下皇子朱常洵，万历有意立其为太子，但此举遭到所有朝臣的反对，他们一致建议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我看来，万历与朝臣矛盾的根本在于其对皇权的理解和自由叛逆的性格与文官士大夫集团秉承的儒家严肃保守的价值观理念格格不入。

万历喜欢朱常洵与郑氏有很大关系，后宫之中，别的妃嫔对他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

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万历，同时又能聆听他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

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万历说话时低首弯腰，反而公然抱住万历，摸他的脑袋，这种在当时来看“大不敬”的行为却很对叛逆的万历胃口。

而他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所以万历对这对母子并不感冒，以至于朱常洛的一生都在万历的冷落和鄙视中度过。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万历对朱常洵的态度，可万历的举动却遭致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本来郑妃的行为在这些深受儒家思想渲染的士大夫眼中就是严重的大不敬。

万历想废长立幼，打破嫡长子继承制，更是为他们不能容忍，首辅申时行更是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继承人，但由于政治阻力太大，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可是文官们并不打算就此罢休，1586年起，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恼羞成怒的万历将无数大臣或训斥或罢免或廷杖，但却遭至更多的文官的加入论战。

万历似乎已经明白，自己的斗争对象并不是眼前的一帮朝臣，而是控制 社会 思想舆论上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在这股巨大无形的力量面前，万历显得愈加力不从心。

这时候，李太后已经在慈宁宫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其住所呼喊“帝起”，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的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从中和稀泥。

万历一边没有了束缚，另一边看着眼前这些想把他关进思想“牢笼”，自己却又无可奈何的文官，他似乎悟出来了，自己虽贵为天子，却被群臣所制。

渐渐地，他开始厌恶临朝听政，逐渐怠政，选择直接躺平，沉湎于酒色之中。

面对大臣们的立储建议，万历消极应对，始终不肯屈服，前后争吵达15年，直到1601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国本之争才以万历的妥协告终。

而换来的代价是1589年后，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出现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见、不批、不讲的局面。

以至于内阁大臣不知万历长相如何，每天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各衙门出现“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到1617年六部六科空缺岗位十之六七，朝廷几乎停摆。

万历对文官集团的消极对抗给明朝 社会 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万历与汉唐末期的皇帝一样荒淫无度，相反，万历在大的战略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最著名的就属万历三大征。

从1592年至1600年，万历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

公元1592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以实现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征服大明的野心。

面对日军的进攻，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李昖本人一路北逃至东北边境。

日军进占王京后，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沦陷七道，在这种形势下，朝鲜请求明朝出兵。

当时的明朝早已没有明初的尚武强悍，张居正死后，明朝武备废弛，吏治腐败，很多朝廷大臣对日军侵朝一事争论不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消极对待。

但在此时深居宫闱的万历却看透日军的野心，并罕见发布诏谕，力排众议，出兵朝鲜，集合四万兵马入朝作战。

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日军大将小西行长，取得平壤大捷，此后又平定开城，扭转战局，但在王京附近的碧蹄馆却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

不过来自内地的明朝援军却切断日军粮道，使得日本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双方就此罢兵谈判，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1597年初，不甘心失败的丰臣秀吉率日本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调7万兵力赴朝救援。

由于李如松已经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战死，所以万历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联合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歼灭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陆地上明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日军数月未能取得进展，八月，丰臣秀吉病死，群龙无首的日军只能撤兵，明朝联军乘势进击，1598年日军战败退回本土，至此抗倭援朝取得彻底胜利。

可以说，万历朝鲜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还使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

从长远来看，抗倭援朝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奠定了之后300年东亚的和平局面。

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主要是防御蒙古族人。

1592年二月，在抗倭援朝的前两个月，蒙古鞑靼部哱拜起兵叛乱，杀死当地守军，连克宁夏的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等城，蒙古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

三月万历调麻贵驰援，阻击蒙古军，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进行围剿。

不过很快李如松就被调往朝鲜半岛统领对日作战，此时明朝在西北、东北陷入两线作战，不少朝臣表示反对。

但万历却意志坚定，毫不退缩，在万历支持下，麻贵率领西北明军捣毁蒙古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

各路援军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不得不束手就擒，宁夏之役自1592年二月至九月，历时八个月宣告结束。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唐朝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帝任命。

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1596年，杨应龙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公开作乱，播州之役爆发。

战争初期，由于明朝毫无准备，杨应龙占据优势，然而随着朝鲜战役的结束，1599年，万历开始增加明军在西南的部署，战争天平逐渐向明军倾斜。

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二十四万大军分兵八路，每路约三万人，浩浩荡荡向西南进发，一路攻城略地，1600年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一死战，但惨遭大败。

明军将其围困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六月，明军破城，杨应龙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播州之役宣告结束。

三大征的胜利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巩固了明朝边疆稳定，也是万历当政48年可圈可点的政绩，可是三场战争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

其中宁夏用兵，花费白银一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为二百余万。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

尤其是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军力和财力，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导致努尔哈赤的满洲军事集团迅速崛起，成为明朝晚期的心腹大患。

在我看来，万历皇帝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 历史 人物，他有着不向传统旧秩序低头的叛逆精神，同时也向往自由，不愿被束缚。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却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万历对日军攻打朝鲜、西南西北叛乱都有反应， 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但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不过万历常年沉溺酒色，致使国内朝政衰败也是事实，1620年万历病逝，二十年后明朝即宣告灭亡，万历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天子尚方宝剑，怎么会在一穷山村发现？

闪耀无疑是中国汗青上最大的遗憾，假若明朝还在，怎会有晚清带来的百年辱没史，日本又怎敢太岁头上动土。清朝入关华夏后，第一件事便是围剿明朝皇室成员，斩草不除根的原理谁都懂，而崇祯天子也在皇宫沦亡后，吊作古在煤山。

图片来历收集

崇祯天子生有七子，除了宗子储君朱慈?R、三子定王朱慈照、四子永王朱慈照外，其他四子均作古于短命。其时明朝作古亡后，朱慈?R和朱慈炯被明朝旧臣出卖，被送到李自成面前目今邀功领赏了。

应付明朝皇室成员，李自成可不会意软，直接一刀办理了太子朱慈?R，然后把定王朱慈炯带到山海关威胁吴三桂。李自成的算盘打的很好，只是没判断吴三桂早就向清军投诚了，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连系下，大顺溃不行军，李自成也逃到南边去了。

较比前面两个哥哥，永王朱慈照就荣幸的多，没人晓得他去了那里，放佛在人世消散踪了。

前些年，贵州遵义一个贫苦山村，一个名叫邹代林的农人俄然呈此刻列位的视野中，邹代林说以前永王朱慈照便是逃到了此处，而本身便是永王的后人，是明朝崇祯天子嫡系血脉，专家随后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前永王被东林党翘楚邹之麟送到了遵义四十里远的苦竹垭书院堡，在此处保留了下来，还将朱姓改为邹姓，隐姓埋名成为了一个农人。现在的邹家不单有以前永王遗留的尚方宝剑，尚有其他明朝皇室信物，虽然，永王的陵墓也在本地。

说到此处不得不说大明王朝，以前一个天下顶真个存在，一个反面亲、不赔款、不割地的国度，说消散踪就消散踪，真叫人感喟，否则怎会有近代百年的辱没史

明朝茶马贸易：民间贸易打破官方垄断后得到什么好处？

茶马互市

明朝所施行的“茶马互市”政策是对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继承和发展，《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即最初的官营茶马贸易。相比于唐宋重视于茶马贸易在经济和政治收益的平衡，据明朝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记载：“以是而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远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

由此可见明朝出于防御敌人、羁縻边疆的政治需要以国家政令形式实施的“茶马互市”则通过国家制度强制力，更多地倾向于达到对明朝时期北部和西部以游牧文化为主，被称为“西番”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以茶驭番”策略的目的。

从唐宋王朝发展到明朝，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在明朝的官方政策支持下茶马互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明朝成为了我国古代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那么明朝在如此注重发展“茶马互市”这一官营贸易活动的情况下，为什么民间私自贸易如此盛行呢？

一、“茶马互市”政策自身局限

明太祖朱元璋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许多边境地区都设立茶马司，专门负责管理茶马贸易事宜。此外，“茶马互市”政策通过制订律例，严禁私茶入番以及推行“金牌信符制”令少数民族以马代赋，进一步增强自身实施的强制性。想要了解明朝“茶马互市”政策下民间贸易为何如此盛行，需要先一步了解“茶马互市”政策的构成内容。

1、设立的管理机构官吏腐败

茶马古道

具备强制性的管理机构形成。洪武三十一年，即1398年，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置成都、重庆、保宁(今四川阗中)三府及播州(今遵义)宣慰司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仍输碉门茶课司，余地方就近悉送新仓收贮，听人交易及与西番市马。”

其中茶马司、茶课司、茶仓等专门的官方管理机构和巡茶御史等负有针对性职责的官位的逐渐建立与完善，使得明朝朝廷对官方专营的茶马贸易管理更加切实有效。

“茶马互市”政策下官方的垄断骄纵官吏。茶马贸易每一个流程细节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其中充当螺丝作用的官吏一旦腐败松动，整个政策构成的机器就会崩碎。据《明太宗实录》云：“闻近时守边头目人等，多用恶谬茶欺之，甚者侵损其财物。”

尽管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的专业管理机构，但是官吏从内部开始的贪污腐败，以次充好，不仅仅损伤了大明王朝的经济收益，还侵害了番民的经济利益，损害了“茶马互市”官营贸易的信誉。

监督管控的不力使得官吏工作更加混乱。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每于茶商运到茶斤，不以时验收，或以滥恶贮库，比及支放，新陈错处出，无复调理，以致陈茶充积，朽弃无用”作为一名合格的工作人员，应当是能够妥善完成组织分配的工作，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但是明朝茶马司的官吏却不按时完成验收工作，甚至把大量劣质的茶叶存放在仓库中，最终导致旧茶叶堆积到枯萎被丢弃。

茶叶

腐朽和垄断需要进行革新和开放。诸如茶马司和茶课司这类国家运营机构，“在茶马互市”政策下都处于垄断的地位，缺乏竞争性的同时，内部阶层流动性趋缓，甚至出现官员贪腐现象。茶课司的不合理征税和茶马司的官商勾结，使得“茶马互市”原有的体制局限性无限放大，缺乏适当的竞争和有效的监督管控使得“茶马互市”主导者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漏洞。

2、“贵茶而贱马”的政令调控比价违反平等交易原则

政令调控茶马交易价格。明朝朝廷试图在茶马司对茶马贸易的整体管理之下，对民间的茶叶都进行管控，以求能垄断茶叶市场，并且严格控制茶马贸易的比价，据《明太祖实录》载：“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可有而贵其所无耳。”以“贱其有而贵其无”的思想设定茶马贸易之间的商品价格，进一步确立建立官方垄断性质的官方经营茶马贸易体制。

强制性的政令调控不能合理调整交易价格。将《明太祖实录》和《明成祖实录》中的茶马交易价格进行比较，就河州地区而言，前者记载为“凡上马每匹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后者记载为“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两相比较可知茶马交易价格相差接近一倍，价格波动幅度大，说明茶马互市开始时马匹价格被压得很低，而后政府迫于番民抵制不得不相对提升马价。

强制性政令下不平等的控价使交易难以维系。正是因为这种对待西番“茶贵马贱”的思想，大明朝廷始终坚持对两者间的茶马贸易保持主导贸易和垄断货物的姿态，“茶马互市”中明显的政令强制性和比价不平等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番人按照官方定价与明朝朝廷进行交易的主观意愿。

茶马

番人在官营垄断的茶马贸易中，面对不符合等价交换商品贸易原则的茶马比价，选择了发掘新商路，进一步开发走私贸易。毕竟对于过着茹毛饮血生活的游牧民族来说，快速有效获取生活必需品才是正确方式，而不是规规矩矩地遵守官方贸易规则。

二、茶马互市下“官营”和“私营”的交互

“茶马互市”政策，以国家政令形式指导，通过明王朝中央调控与番人贸易，据《明史》记载：“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永乐时期茶叶禁令相较松弛，官营茶马贸易出现问题时，民间便出现了大量的商人出入边境走私茶叶，以此牟利。那么在官营茶马贸易出现疲软的情况下，官营贸易和私营贸易竞争加剧，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交流与互动。

1、官茶不足，民间走私贸易盛行

官茶用量增加，番人需茶数量也趋增。明太宗永乐时期，据张廷玉的《明史》记载：“怀柔远人，递增茶斤，由是市马者多，而茶不足。”明太宗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帝之位后，为了维护国家边疆安定与和平，通过增加“茶马互市”中茶叶斤两来笼络边疆地区的番人，使他们顺服于明王朝，巩固明朝永乐政局。

现代茶马运输

而《明史·食货志》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番人获得茶叶更好生活后，对茶叶更加需求与依赖，以马易茶更频繁。茶叶交易量的增加，对茶叶的贮存量和生产量都产生了巨大的考验。

商人拖欠茶课，产茶地停运茶课，茶课折色税银代物使茶叶的贮存量和生产量减少。据《明史》记载，宣德年间出现“商人恃文凭恣私贩,官课数年不完。”这种拖欠官方茶课的行为使得官方控制的茶叶数量大幅度减少。此外据《明太宗实录》记载：“陕西、四川攒运茶课，有已起运者，即赴所指茶马司交收，未起运者，悉皆停止。”

永乐时期减免四川等产茶大地的茶课，停运陕西、四川茶叶课税，同时据《明史》载：“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采用茶课折色的政策，向产茶地征收税银代替或者部分代替茶叶的实物征收。

官茶艰辛，私茶兴盛。官方茶叶需求量大增，茶叶的贮存量和生产量却不断减少。商人拖欠茶课，政府减免或停运部分产茶地的茶课，以及采用茶课折色的政策都使得官方控制的茶叶来源减少，政府出于民生的考虑减轻当地的茶课也影响了官方茶叶的稳定收入。官茶无法满足番人，商人走私、茶民走私频频兴起，绕过了“茶马互市”的官营茶马贸易，直接地将茶叶售给番人。

2、官茶难运，开放商运

官茶运输缺乏劳力。明朝朝廷设有专门的茶仓贮存茶叶，并征调军士和民众进行运输，将茶仓的茶叶运往各地茶马司。而明朝中后期，战事增多，劳役增加，官茶运力不足。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免四川通江县茶课三百七十万四千四百斤有奇，以贫民岁输不及故也。”四川地方长官因民众无法完成每年运输茶课的劳役向明朝朝廷申请停运茶叶。

官方放松调控，交由商人运茶。据李东阳的《大明会典》记载：“弘治三年，令陕西巡抚及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明朝朝廷采用召集民间商人，竞投中标获得茶引的方式，将茶课官运改为开放的商运。茶叶商运使得商人更多地参与到“茶马互市”的贸易中。

茶马互市民间贸易越发兴盛。据《明史》记载：“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正德元年杨一清的提议使得民间茶马贸易得到了更大的自由，民间茶叶商人获得更多的茶叶支配量，并能够自行与番人达成了销售交易。

同时在“茶贵马贱”的官方不合理定价和茶马司以次充好破坏商业信誉的情况下，民间茶马贸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据梁材的《议茶马事宜疏》载“以致官茶阻滞，易马甚难。”茶马互市政策下，民间贸易占据了官方贸易的市场份额。

总结

明代民间贸易

明朝“茶马互市”政策主要依赖有力的中央王朝调控和强大的军事强制力，而民间贸易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在官方垄断情况下，竞争和有效管控的缺少给了官员贪腐的环境，“茶马互市”的官方运营局限在强制性的行政政令调控中。明朝“茶马互市”政策应该因时而变，作为经济方面的政策，应该根据客观市场情况，不断通过自身改革适应市场变化，通过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的平衡来实现经济和政治需求。

明朝“茶马互市”政策下官营与私营产生了频繁的互动，官营的疲软之态难以扭转，明朝朝廷放开“茶马互市”政策的官方专营限制，允许民间商人加入茶马贸易中，通过引领民间商人茶马贸易替代强制性的政令调控官方贸易，使得民间贸易极为盛行。“

万历三大征具体是哪三场战役，为什么说明朝赢了面子却输了底子

万历皇帝是明朝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48年。万历皇帝和嘉靖皇帝一个样，极度不爱上朝，喜欢躲在深宫驾驭大明万历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足足48年，可他偏偏和嘉靖皇帝有学有样，几十年不上朝。万历二十多年不上朝，却没有宦官专权也没有外戚干政，看来万历的手段还是很高明的。 万历皇帝：朕不想上朝 很多人说大明王朝并非亡于崇祯皇帝，而是亡于万历。还有人说万历皇帝别的不行，打仗还真是不错，万历三大征就是最好的例子。历史评价向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今天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万历三大征具体是哪三场战役。 万历三大征分别是：万历二十年的宁夏之役，万历年间的的抗日援朝，万历二十八年的平定播州之乱。 一、宁夏战役 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年间降明，被封为指挥使。镇守宁夏期间，哱拜的私兵已经超过千人。势力膨胀的哱拜日益骄纵，不服从地方管理。新到任的宁夏巡抚党馨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其裁减护卫。哱拜随即起兵，迅速攻占宁夏全境，并逐渐联合了蒙古各部，朝野震动。万历拒绝了和谈，先后派遣麻贵、李如松等人统帅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进行围剿。 图文无关 经过五个月激战，哱拜及亲兵被围宁夏城。九月，明军决水灌城，哱拜全家自尽，宁夏平定。 这就是万历三大征的宁夏战役。 二、中日对抗 万历20年（1592年），一心想要征服中华的丰臣秀吉统领陆海军15万人入侵朝鲜，朝鲜急忙向宗主国明朝求援。当时宁夏战役尚在进行中，万历皇帝草率的安排四千兵马开赴朝鲜迎战日本。 丰臣秀吉 （补充：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昖：「 ”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丰臣秀吉对于征服中华有着强烈的执念，因此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动员后，日军入侵朝鲜，妄图以此为跳板征服中华。多么熟悉的套路啊，抗日战争中日本的方针几乎与此一模一样） 此战，明军兵少加之不熟悉地理，几乎全军覆没。 宁夏战役结束后，万历皇帝派遣大将李如松率领数万明军直扑朝鲜半岛。 1593年1月8日，李如松取得平壤战役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明军乘胜进军，收复了朝鲜三都（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中的二都五道。滋生轻敌情绪的明军骑兵在2月27日碧蹄馆战役中被优势兵力的日军挫败。由于兵力不足，李如松退保开城一线，并派敢死队奇袭日军龙山大粮仓，日军全线被动，陷入困境。至此双方陷入相持阶段。 图文无关 相持不决的战事让参战双方均精疲力尽，双方开始了漫长的议和和扯皮。实际上双方的和谈条件差距太大，根本不可能达成妥协。这场议和的闹剧持续到了1596年9月。 1597年2月末，秀吉发布进攻命令，以八队14万的兵力再次进攻朝鲜。参战双方进入了最后的决战。经过不断增兵的明军已达7万人，11月12日，明水师在露梁与日军决战，大破日军。战败后的日军撤回日本，中日朝鲜战事结束。 （补充：韩国人吹破天的李舜臣在鸣梁海战中大败日军发生在公元1597年10月26日。鸣梁海战中李舜臣以少胜多是事实，但日本水师主力并未受到重创。日本水师主力是在露梁海战中被歼灭，指挥官是明水师提督陈璘，李舜臣在露梁海战中战死。） 鸣梁海战 三、播州之乱 播州土司杨应龙祖先在唐朝末年就割据地方，长期盘踞在我国西南地区。历经宋元两代，杨家在播州的统治屹立不倒，其势力在地方是树大根深、错综复杂。 万历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在当地胡作非为，任意妄为，开始不受朝廷的节制，并瞒着朝廷私自修建军事屯堡，其中的海龙堡就是其中之一。 万历十七年杨应龙公开作乱，其子被押送到重庆，杨应龙恼羞成怒举兵暴动。从此与朝廷兵戎相见。 万历二十七年，贵州指挥使杨国柱带兵征讨，于贵州翁安大破之，随后杨应龙率残部逃到今遵义的西南地区，并在那里覆没。 图文无关 虽然平定播州之乱听起来似乎没有中日在朝鲜对抗那么 *** ，可明 *** 为了平定播州之乱竟然先后出动了20万士兵参战，参战人数远高于中日战役的参战人数。 四、辽东崩坏 万历三大征战都发生在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三十年之间，十年时间发动、参与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耗费白银1100万两，对于任何一个处于巅峰的王朝来说，都是一次要耗尽国力的举措。况且发动战争不仅仅是消耗国力这样简单，所要承担的是战争之后的一切后果。 明朝由于国力大耗，短期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只能坐视努尔哈赤政权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万历四十六年（1619年），老野猪皮努尔哈赤以「 ”七大恨”誓师反明，历数明朝对女真的七大「 ”罪状”，率步骑2万向明朝发起进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和后金在萨尔浒大战，明军惨败，近五万人被歼灭。 从此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归于女真之手，大明辽东之患终于在二十多年后要了大明王朝的命。 八旗 -------------------------------------------------------------------------------------------------------- 万历三大征都取得胜利，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随后自然灾害频发，让经济雪上加霜，关外的少数民族军事势力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内忧外患正在向爆发点汇集。明朝万历三大征挣足了面子，却输尽了里子。 看来大明王朝并非亡于崇祯皇帝，而是亡于万历的说法不无道理。 图片源于网络。欢迎您点赞关注我，一手资讯不错过。 向您推荐《才能平庸的误国将领袁崇焕如何被美化成「 ”民族英雄”的》一文，点击下方「 ”了解更多”即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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